我叫李欣，1978年出生在青海格尔木。因自幼酷爱绘画，高中毕业后，自己凭着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进了西北一家艺术学院美术系。然而艺术院校颇具贵族气，每年仅学费就要交近万元，苦苦支撑到1997年毕业时，家里已为我举债2万多元。

　　大西北本是贫瘠、落后之地，这笔债对于同在一家破败小厂做普通工人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啊！所以20岁的我毕业后，没有到家乡那所小学担任美术教师，而是决定怀揣自己火热的“画家梦”，去投奔一位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师姐，赚钱办自己的画展！当时对我来说，南方那条黄金海岸太具诱惑力了。

　　然而当年11月来到深圳后，我才吃惊地了解到，其实师姐早已不在福田区那家广告公司做事了，为寻找“创作气氛”，如今她住在布吉镇的大芬“画家村”。主要靠画行画卖给村里那些香港画商维持生计，然后才能拿着“克隆”著名油画换来的钱买宣纸和颜料，创作属于自己的画。因心高气傲的师姐不好意思言明她已在特区“沦”为普通画工，当初才在电话中对我撒下了那个小谎。

　　进入大芬村不久我便发现，对于流浪画家而言，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在近2000名同行中，真正有点名气的画家和我们这些“小画工”的生活差距极大。村里有一位四川人堪称艺术奇才，他曾在一家美院做过教授，辞职来到大芬后边开画廊边作画，现在他的一幅佳作能引来无数中外收藏家，卖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元不足为奇！画家村像他这样的“大腕”，如今都已在深圳买了房子，日子过得自由自在而且滋润之极，同行谈起他们无不艳羡异常。

　　而比那些人差一些的，隔三差五也能有些作品脱手，万把块钱的收入时有进账。但最差的却几年都不曾卖出一幅作品，只能几个人挤居在一间小民房里，沦为“艺术乞丐”。这些人生活越困难，行为就越乖张，寒冷的冬夜，时常能看见他们骑着自己的破摩托车，沿着乡间的小路从东驶到西，又从西驶到东，嘴里还不住地狂吼崔健的歌……后来一些人似乎终于醒悟过来，干脆甩掉紧攥了多年的画笔，到深圳市区做小生意去了。

　　师姐甚至说，还有些同行因苦于画半辈子作品都无人问津，终于挺不住，破衣烂衫地遁入空门信了佛，　　从此不再画画。

　　接下来，我的遭遇也并不乐观。因大芬是一块遍地艺术精英的热土，港澳台甚至新加坡、美国的画商常来坐地收画，而且广州、香港老板在这里办的画厂、画坊、画廊多如牛毛，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院毕业生和各种各样的画家、画师、画工到此“淘金”。像我这种艺院美术系毕业生，在大芬村一抓一把，想从“画家”堆里脱颖而出成为“名家”，谈何容易啊！我和师姐合住在一间10多平米的小出租屋里，白天她到一家香港人的艺术品公司去画行画，我则背着自己在学校时创作的几十斤画卷，向村里的画店、画廊一家家“推销产品”。

　　然而，我爱不释手的作品一摆到那些目光挑剔的画商面前，他们竟都连连摇头，说这种作品，在村里随便找一个没上过美术专业课的“野画匠”也能画出来。其中一幅名为《韵》的油画，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作品，画面是干枯裂缝的黄土地上一枝娇嫩的玫瑰，一排压抑的灰蒙蒙的小楼上方是清晨鲜红的朝霞……绚丽色彩的铺陈，充满生命动感的笔触，能令人感觉到一种喷薄欲出的张力，那种属于生命的、属于灵魂的力量。每次打开这幅灵感之作，我自己都会感动不已。可在大芬拿给一位曾在美院工作过的广州画店老板看，他却说：“从这幅作品看，你写真的能力已经很强，粗犷的笔法，自然流畅的线条已经使作品的内涵表达了出来，但还没有透出应有的灵气，缺乏那种诗意。”尔后他指着自己店里收购的一些作品给我看，真是不比不知道，站在那些出自流浪画家之手的佳作面前，作者深厚的绘画功底一目了然，而且每一幅画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此时再打量一下自己的所谓“大作”，我不禁自惭形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