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产业所所长助理黄汉权就PE入农议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现代农业各环节本身的经营规模逐步增大，进入了一个增长机遇期，给PE入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PE进入农业，可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经营理念，带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和现代化。PE入农如同接力赛的第一棒，有了第一棒才会有随后的发展壮大。但当这些投机性强的PE在退出时，要有相应资金接住。这些接棒的资金，可以来自同行业的企业，也可以来自本行业之外。

　　《财经》：近来，包括凯雷入股卜蜂、高盛收购养猪场、百仕通入股蔬菜物流业、郑州百瑞投资枣业等案例表明，风投和私募进军农业愈加普遍，规模迅速扩大。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黄汉权：目前中国农业正面临向现代农业加速发展的局面，国家也正积极制定多项优惠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上游的农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和下游的农产品深加工等，涵盖到二三产业，各环节本身的经营规模也逐步增大，给PE入农创造条件。

　　《财经》：与其他产业投资领域相比，农业有何特殊性？

　　黄汉权：传统而言，从产业特质来说，农业是弱势产业，生产周期长，高风险，回报率偏低，如果投资规模小则收益不高。农业收益周期是以自然农作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计算，还要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考验，尤其受一些天灾、疫病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而我国农业近几年来，随着科技和装备的发展，抗风险能力增强，也给PE入农增添了信心。

　　《财经》：PE看重的是企业成长潜力，尤其是利润率，在入股后希望通过上市获利，中国农业相关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农业板块前景如何？

　　黄汉权：中国农业，以及与之联动的农业板块面临一个长期增长期。以农业的下游产业食品行业为例，长期而言，农产品深加工利润可观。中国1999年GDP已接近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在一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对食品消费将进入一段快速增长期，这段增长期可以维持20－30年。

　　这个观点也得到中国现实的验证。1999－2008年十年间，中国食品行业年均20％的增速，2倍于GDP增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从1999年到现在刚刚十年，应该还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期。因此，借政策放宽和国家支持农业之东风，很多农业企业上市会有较高的市盈率预期。PE选择此时入农，可谓看准了这一增长机遇。

　　除了对传统种植养殖业补贴和扶持力度逐年加强外，国家对于农业的相关上下游产业支持的增强态势亦十分明显。目前，农产品深加工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食品工业，在整个中国工业产值占比达到8％－10％，比例相当高，还能够解决7％－8％的就业，仅次于纺织业。加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为农民增收等效应，国家对此设立了很多专项政策的支持。

　　这些利好，使得农产品深加工和相关农资、农机企业具备良好的增长潜力，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具备上市潜力的龙头企业，这些PE都看在眼里。

　　《财经》：一些农业企业从常规渠道融资困难，也促使其求助于社会资本。

　　黄汉权：融资难一直是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头疼问题，也是阻碍农企发展壮大的障碍。而PE等资本进入农业，与国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政策一致。

　　中国农业企业有一批大型龙头企业，但更多是规模较小、经营粗放，甚至不规范的中小企业，而难以达到银行的贷款门槛，遭到银行排斥，被拒之门外，而在目前农产品市场，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竞争激烈，即使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如果不迅速做大做强就可能被淘汰，而大型农企为上市，也需要资金和技术服务、咨询，于是和有资金、有经验的风投、PE一拍即合。

　　不过就PE而言，多看重利润空间，很多追求通过上市尽快受益，然后就撤出。

　　《财经》：既然这样，如何协调投机性较强的社会资本与农业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稳定之间的关系？

　　黄汉权：对此应趋利避害，PE进入农业，可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经营理念，带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和现代化，PE入农如同接力赛的第一棒，有了第一棒才会有随后的发展壮大。

　　但当这些投机性强的PE在退出时，要有相应资金接住。这些接棒的资金，可以来自同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更有经验，也可以来自本行业之外，如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这些行业的经营者，受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影响，有尝试其他行业的愿望。关键是要有政策指导，为其即时提供信息。

　　《财经》：具体有哪些方式来“接住”？

　　黄汉权：在接住方式上，资本市场可通过股票买卖，对于上市的公司，PE退出的股票要有人接。未上市的，可采取柜台交易、产权交易等方式。对于可能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有应急预案，防止其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快进快出，伤害农业产业健康。

　　《财经》：有观点认为，国际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一旦尝到甜头，就会变得更加贪婪，通过并购来入侵上游，进而控制整条产业链，最后极有可能将行业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黄汉权：对于外资进入，是否会对农业产业安全造成恶性影响，的确存在争论。我认为，其关键在于对农业的定位。不能把农业简单当成一般性竞争产业，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特殊战略产业。发生在大豆身上的故事不能重演在小麦和稻谷身上。

　　《财经》：西方农业大国在农业上对于外资态度如何？

　　黄汉权：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确实按照市场原则，农业对外开放，并不对外资设立过多障碍。但美、加国情与中国不同，人少地多，粮食大量出口，不愁粮食不够吃，而本土的农业企业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惧怕外资介入竞争。

　　而中国则是人多地少，粮食安全长期将呈现“紧平衡”走势，随着工业化推进，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耕地与粮食供应将更趋紧张。由此看来，中国无法与其对等竞争。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规模化趋势比较明显，给PE创造了条件，但PE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需要有大的经营实体与其对接。

　　《财经》：国家对于社会资本介入农业规模化进程持何种态度？

　　黄汉权：农业规模化经营包括多种方式，企业加农户是其中一种方式。目前在一些城市周边地区，一些企业包租农民的耕地，将许多农民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农民在这里打工并收取租金，将零散土地集中，统一种植农作物，统一销售、统一管理。这样可以解决小农生产的一些弊病。

　　这种规模化、产业化为较大规模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条件，其中包括PE这样的股权投资基金，否则以往一家一户的零散经营，PE即使想种菜也没有大量集中的耕地。但是企业经营也可能有风险，一旦经营不当，农民的租金和工资都难以兑现，恐影响稳定。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农业产业化是国家允许的一种探索。

　　《财经》：未来PE入农发展趋势如何？

　　黄汉权：目前来看，PE进入的涉农领域更多的是以育种、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真正种粮、养猪、养牛的仍属少数个例。一方面是因为在农产品深加工领域，PE拥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可更好帮助企业成长，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种植业、养殖业利润率相对不高，农业利润率高的更多在农资和农产品深加工上。

　　也有搞高端种植养殖的，主要是绿色有机农业，面向高端人群，利润空间相对更大。我认为，未来PE真正进入种植和养殖业不会成为普遍现象，更多还是集中于上游的农资和下游的深加工领域。

　　《财经》：现在国家对于PE入农还没有专门的规定。

　　黄汉权：的确，现在并没有对PE入农进行政策限制，但是关键是对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对那些可能形成垄断，控制整个产业链的公司，对其进入事关国计民生的敏感领域，应予以规范。

　　《财经》：这方面的规则和政策制定有没有具体的规划？

　　黄汉权：现在只是停留在讨论阶段，并没有成文的意见。对于外资进入粮食深加工领域，正在进行摸底，还没有形成明确政策。目前有意见认为，应模仿玉米深加工核准制，将小麦粉、稻谷深加工也实行核准制，对这种重要粮食深加工要有所控制，要有一个天花板，对其设立上限，至少要保证中国13亿人的口粮。

　　面对外资，最关键的还是培养本土大型企业，苦练内功，发挥其主渠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