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商业图景与以前相比可谓是阴云密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即便是乐观之极的经济学家们也不再确定2009年中国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GDP年度增长8%的目标。中国的年轻一代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的困境，没有人能预见对于这次危机他们将会做出何种反应。

　　中国不需要商业伦理？

　　在中国，实践商业伦理的行为常常被视为不利于利润和收益快速增长的、消减企业竞争优势的行为。这种怀疑的论调已经深深植入人们的思维，要改变它，恐怕需要一场如灾难般的剧变。

　　此次剧烈的金融海啸带来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到伦理问题：在一系列金融机构倒闭的同时，人们发现这些金融高管们仍保持不菲的薪水和巨额奖金，即使他们在业务上很失败，这类丑闻叫人忍无可忍。瑞士银行由于建议其大客户逃税而受到公众猛烈的抨击，逃税和合理避税之间的微妙区别已经不再被认可，关于税收的法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与国际接轨，任何形式的偷税漏税都是法制所不允许的。

　　三鹿假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对于伦理的关注和需求也空前提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三鹿事件的核心问题是缺乏良心。三鹿事件向公众显示了走捷径、偷懒是怎样摧毁了这家总部位于石家庄的企业的，不仅如此，此次事件还伤害了所有与之相关的团体，包括政府各阶层、监督机构、无辜的农民和婴儿的父母们。早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就有家长已经在网上发布了他们的情况和忧虑。三鹿的经理人在实地探访过后，用五万人民币贿赂了他们，而网站也随之关闭。

　　新企业家们的挑战

　　这类缺陷对于经济构成严重威胁。但同时，这也是中国和国外的新企业家们所面临的特殊挑战。

　　这些新企业家们不只受到当下短期利益的诱惑，还要服从他们具体商业的固态分析。当前的局势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新企业家出现，他可以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能够保持诚信、维护社会公益。新企业家们已经认识到企业信守商业伦理是其商业战略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凸现出来：只有在知识产权得到完善保障的情况下，新创品牌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

　　这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法制问题：中国显然缺乏与其丰富文化资源和伦理遗产相称的自信。这种自信不能误解为是傲慢。撇开民族自豪感不谈，自发的对亚洲丰富的东方智慧资源越来越深的认知将会是推动认知其它文化背景下的共同价值观的巨大推动力。

　　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跨文化工作者的基础工作就是对一般共同价值观的承认和互动，并且是共赢的。但也有令人沮丧的众多跨文化合作失败的例子，比如达能和娃娃哈，比如百事可乐在四川受到的抵触等等。

　　这就好比是度过了一个甜美的蜜月，接踵而至的却是冗长的痛苦的离婚过程。

　　重塑商业价值新机遇

　　当下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使我们能够以富有创造力的行动打造未来，以对关键伦理问题的信守(如零贿赂政策)创建企业品牌，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要将之确立为企业发展战略。

　　在反腐败领域，新企业家们需要足够的勇气和信守伦理的力量，牢牢把握住价值核心诸如诚实、正直和信任，这也是儒家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出于对真理的追求，企业应该自然而然地提供可靠的财务报告，放弃粉饰数字的游戏。

　　但最终的检验是：企业家们能否遵守新劳动法的规定，是否为员工提供了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是否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保护环境，即使这样做在短期内增加了边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