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和一家已经倒闭的印刷厂谈合作。厂长看到我的产品后，连声叫好，并说他们这个厂有救了。当我进一步告诉他，我们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甚至有一种低成本制造的方法。他听了之后更是充满信心。

    过了几天，我们就进入了他的厂，刚开始他非常热情，并要求我们一定要为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其它的事由他解决，工人和技术人员也信心百倍，并说工资什么的，可以欠一欠，等赚了钱之后再发也不迟。我们商量好了赚到钱一家一半。于是，皆大欢喜。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月不到，第一条简易生产线就完成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厂马上有了生气。当我们买好更多的材料准备进行正式生产时，突然，厂长的亲戚拿来一个外贸产品，说加工一个可得十元钱加工费，每月有二万个，而且业务非常稳定。由于介绍人是厂长的亲戚（该亲戚好象是当官的，据说有一定法道），又是现成的加工业务，所以厂长马上转向搞起那个外贸产品，因每年可赚二百多万，厂长混身是劲，不惜用去了几万元试产费和大量的人力物力，每天还要请客吃饭以应酬各路神仙，短短的一个星期厂长在酒席台上交到了几个法术很高的“朋友”。这时，我们那几个创业人员，在厂长的眼里已成了叫化子。

    厂长说，“你们”这个产品放在后面搞，等我那个外贸加工业务 成功了，放一笔专款到另一个厂去搞。我们不止几十次地劝他，但他只是表面上应付我们——我们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离开厂之前，我还是对厂长说：“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我的几个朋友虽不懂技术，但他们可以支持我们把厂搞好”。他笑了笑，似乎没听进去。为了最后一钱希望，我说，“有什么事打电话来，我们会再来的”。因为人一时想不通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就是唐僧也有想不明白的时候。

    过了二个月，厂长突然打电话来说，他那些“零碎”事忙好了，那个外贸业务不准备做了，赚不到钱，要求太高了，还是继续搞我们自己的产品。并让我和几个朋友继续到厂里去帮忙。我们为了大局并不和他计较过去的事。这一次，我和朋友们给了他一些钱，他拿了钱之后信心又来了。

    一些人看到厂里有了新气象，经常拿些活过来让他们干，厂长见有外快可赚就把活揽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自己的产品只做了几个零件，我们去问问他，他不是这个理由，就是那个理由，并说再过几个星期一定把自己的东西做好。我和厂长说，这点活做不做是小事，动摇了大家的创业信心可是大事。我以为厂长听懂了这些话。一个星期就可完成的事，拖了三个月，而且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差。当我们问厂长时，厂长说，工人拿不到工资，做起来没劲。他说最好让大家再拿一笔钱，给每人增加一些工资。我们当初就约定好了，他负责生产，我们一方负责技术和在上海办一个公司，并解决销售问题，另外，所有的材料费由我们来，赚了钱一家一半。其实我们的开支要比他大得多。

    为了顾全大局我们还是准备支付厂里的工资。在支付之前，我的合作朋友问我：产品做得怎么样。我如实告知：产品一般，并没有达到精品的程度，如果真要付这笔工资，厂长必须重视产品质量。后来，我和厂长、技术人员讲，一定要重视质量，否则我们的 创业计划很难成功。但他们说，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太高了，哪能做得了。我对他们说，技术要求并不高，完全可以做到，只要认真一点就行了，因为我和工人们一起干时，每个零件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反复说明，要想赚钱，只有认认真真地做。厂长的态度虽积极，但行动很消极。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钱投进去也只可能生产工业垃圾。弄到最好还要被人说三道四。我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出资的打算。我对厂长说，唯一的办法是认真做好每一个零件，样子做出来了，钱会有的。虽然，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些话是白说的，但我还是说了。

    厂长里的人每天上班晒阳——在等我们的工资。我打了几次电话和厂长说了各种利害关系。但他脑子里全是钱。并说现在的人是讲实惠的，皇帝不差饿兵，空的东西没啥谈头。我的朋友知道这些话后差点昏过去。那些人早已忘了创业初期的山盟海誓，甚至好象从来也没说过似的。

    很长时间过去了，那家印刷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全都凉在那里没事干。他们几次打电话来和我商量要继续开工，并说他们完全能做好这个产品。我对他们说，你们花几天的时间把那些产品整理一下，剔除那些次品，装配好就可以了。我们马上在上海组建公司，并进行销售。但他们死活不肯，并说他们损失很大，不能再损失了。一定要让我们再给他们一点钱。我对他们说，我们有那么多的材料在厂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是闲着没事干，也拿不到一分工钱。后来，有个聪明人看那些人闲着没事干，就对他们说，“到工地去挖土方，每天十五元钱，工资天天发”。这些人一听很高兴，马上就跑去挖土方了。

    我不能不这样想：即使做最有意义的事也要讲究方法，否则伤人又坏财。这大概就叫创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