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王燕辉，现任平安银行副行长。曾就读江西财经学院、财政部科研所、哈佛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MPA)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随着中国创业板的诞生，2009年成为创投业的一个丰收年。在财富效应的示范下，越来越多的资本纷纷涌入创投业，对于PE/VC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而关于PE与VC的争论也随之而起。回顾2009年的中国创投业，平安银行副行长、创投专家王燕辉表示，2009年中国PE行业出现四大亮点：

　　一、政府对PE的支持力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意识到PE业在支持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2009年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支持PE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纷纷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京津沪渝等城市争抢PE中心，相比之下，PE重镇深圳则显得十分从容，深圳市领导在有关场合表示出台的举措将后来居上。

　　二、国内各路资金进入PE业的热情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清科集团的统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PE业新募集基金数量和金额双双出现了2005年以来的首次下跌，较2008年的历史高位分别下跌25.3％和72.4％。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经济在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和10万亿银行信贷支持下率先企稳回升，全年PE基金募集前低后高，一二季度萧条，三季度峰回路转，四季度更好。之前很少人预计得到金融危机的冬天过去得这么快，经济复苏的春天来得这么早，尽管复苏还难言稳固。此外，人民币基金在募集基金数量和金额上首次双双超过美元基金。中国PE业长期外资主导的局面开始改变，人民币基金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创业板的推出成为成长型中小企业和PE的福音。本土募集、本土投资和本土退出无疑是本土PE最得心应手的模式，于是创业板上市公司背后鲜有外资VC/PE的身影，这也促进了人民币基金的繁荣。第一批上市的28家公司背后分别是20家VC/PE公司。统计显示，VC/PE机构在这些公司上市前共投入6.89亿元的资金，平均获得5.76倍的回报。PE财富效应彰显，推动了三四季度基金募集金额走高。

　　四、市场基础建设开始起步。首先，国家发改委正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加快制定《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办法》，将对投资人资格、管理人义务和监管部门职责以及监管程序的规范化、透明化做出规定；第二，经业内50家领先的股权投资机构沟通，共同自发组建了“中国股权基金协会”筹备工作小组。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中国股权基金协会将成立，筹备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尽管2009年中国PE也有四大亮点，但是也明显存在对国际PE规范的四大偏离。

　　一、偏离发现价值与创造价值的PE核心理念。许多投资人要求“短平快”，把PE当股票和房地产一样炒；大部分管理人“穷得只有钱”，缺乏对所投行业的深刻认知和丰富经验；融资企业片面追求高出价和运做上市。于是有浙江红鼎和天津德同事件，于是Pre-IPO投资过热而投资期限过短，中国PE基金的平均存续期间明显短于10-12年的国际平均年限，出现高P/E比率和过度包装。Pre-IPO投资本来就是PE主要种类中增值服务较少的一种，加上投资时间过短（有的离目标企业上市只有几个月），在中国企业排队等待上市审核的特殊环境下，自然引发“PE腐败”的议论。

　　二、偏离GP与LP关系的基本准则。业内自说自话时，中国缺乏成熟LP的议论随处可闻。其实，成熟的GP和LP两者都还相对缺乏。新募集的资金中小基金占绝大多数，大多数GP团队仍然缺乏必要的时间磨合和市场检验。相对较大的产业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附属基金GP与LP重叠，责权利并难以分明。一些自然人主导的GP出于基金募集压力，或者与投资人和代理募集的第三方分享基金日常管理和投资运作的权利，或者牺牲部分附属权益（业绩分红）和管理费。

　　三、偏离适度监管和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尚待成立。在监管部门尚未明确、缺乏合格投资人规定、谨慎人规则和信息披露规范的情况下，“审批或备案之争”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连“谁来监管”、“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都不知道。充其量，“审批”或“备案”只是一道“增信”手续，为GP募集基金增加一个卖点或为其取得争取募集社保基金的资格。同时，法律对证券私募的规定太粗，导致基金募集的“泛公募化”或“准公募化”，只有到触发了“乱集资”的刑法禁条后才能治罪。此外，在中国，行业协会等非政府机构的作用始终有限，全国性的PE行业协会成立后如何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面临极大挑战。

　　四、存在偏离市场化发展路径的隐忧。第一，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而又具有投资冲动的本性，热情高涨可能突破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政府引导基金需要制造让具有公共政策目标的政府资金与具有盈利本性的民间资金恋爱的荷尔蒙。政府资金投资一般盈利性产业还要防止出现“挤出效应”，违背政府引导的初衷。其实，政府致力完善PE发展的环境比直接投资PE更重要。第二，银行、券商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附属PE必须妥善安排对管理团队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与母体机构其他业务的风险防火墙，并避免利益冲突。第三，“公司制还是有限合伙制之争”难分伯仲。争论中，大多只注意两者的税负意义，却很少注意两者在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差别，更几乎无人提及公司制其实暗含“永续经营假定”，管理团队缺乏择机退出的压力和动力，却存在白赚管理费的道德风险，而这些正是在PE发展过程中有限合伙制逐渐成为主流组织形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