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生意，绕不开政府。道理很简单，政府手里握着资源和政策，更何况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资源最多的政府。但企业离政府太近也很危险。因为企业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钱，而政府则有很多重目的——经济增长、税收、各种政绩工程、就业等。

　　既然企业绕不开政府，那么与政府应该走多近？这在中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客观来看，企业与政府的距离远近，取决于企业与政府交换利益的大小以及交换的方式。理想的方式，当然是企业和政府都按规矩办事，即使市场体制不完善，也不至于发展到邪门歪道上去。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似乎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当王石标榜万科绝不行贿时，在国内应者寥寥，反而被市场视为稀罕。

　　台面之下的非法利益交换就是腐败，这在国内举不胜举。近年来，有很多企业家栽在政府手里，也有很多政府官员栽在企业家手里，官员级别也越来越高。但在台面之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学问。

　　说到如何与政府打交道，有“红顶绿地”之称的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认为，关键看政府要的是什么，企业能给政府的又是什么。张玉良最欣赏两个人物，一个是印尼华侨林绍良，另一个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这两个著名人物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有着极好的政府互动能力，既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出力，为政府分忧解难，反过来也善于利用政府的资源发展自身企业。林绍良给政府种橡胶、节约外汇；胡雪岩给政府运大米、买军火；而绿地，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给政府做绿化。

　　张玉良称，“我们要去的地方，都是当地政府要我们去，是政府哄着我们进来。”比如很多城市的政府要做超高层，做商业综合体，做商业街，绿地都会尽量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表面上是给了政府利益，给了一个市长利益，因为你帮他做了政绩，实际上是给了整个地区利益，不是给某一个领导个人利益。”

　　出自政府系统的张玉良，很懂得在与政府合作中的分寸拿捏。“虽然与当地政府关系融洽，但绿地坚持一点，所有的程序都通过合法公开渠道，保证操作市场化、透明化。”比如南昌市政府主导开发红谷滩新区，资金匮乏，地产商中无人问津，南昌市委书记当时提出，第一批进入者地价七折，绿地第一批进入，地价打了七折，但道路也算到了他们头上，与折扣相抵。作为“最懂得政府的开发商”，绿地在啃一些地方的高难度项目时，往往比其他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青睐的机会。

　　实际上，绿地集团“把政府导向和企业发展结合起来”的做法在国内其他企业中间也比较普遍，只不过是绿地运用得比较成功，发展的规模更大一些。但这种方式能够一直走下去吗？张玉良自己也没有把握，他认为绿地最大的风险在于“能不能得到政府一直支持”。可谓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有这种担心的绝不止是戴着“红顶”的绿地集团，完全是民营企业、同样受地方政府欢迎的东方希望集团也有类似担心。刘永行在一次被问到民营企业做大后难逃一劫的宿命时，很隐晦地表示，“如果有一天失去了，我也放得下，真的放得下。”

　　不管是企业戴不戴“红顶子”，如果大家都对政府有一种持久的担心，不管生意有多大，积累财富没有充分的安全感，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和体制还有问题。放到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中国值得反思的地方还有很多。近一两年以来，国内市场形势实际上在发生悄悄的改变，一方面国有企业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民企要么收缩战线，要么投奔国企，这不是一种好迹象，也不是中国未来的市场所需要的市场格局。说到底，中国的未来，政府要更小，而市场应该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