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天，我们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领导人，身穿潜水衣，排成一队，站在一个悬崖的边上，七八米高的悬崖下是深绿色的潭水，我们得往下跳。

　　在初春寒冷的山风中，即使是排在头一个的骄傲的德国人，双腿也在瑟瑟发抖，我猜想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水下有多深，以及有没有未知的危险和障碍。

　　在世界十大攀岩峡谷圣地之一的西班牙马洛卡，某个悬崖边上，这十名青年领导人分别来自希腊、罗马、两河流域、印度、黄河等文明发源地。雅利安人的后代能跳下去，华夏蒙古人的后代更不能丢脸，我省略了抖脚的部分，直接跳了下去。

　　随后再跳第二个悬崖的时候，对我而言已经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了。

　　德国人后来告诉我们，领导人的第一课，学的是面对未知的勇气。

　　头一年做CEO，如同今天出来创业，更像第一次跳悬崖，前景充满未知；而身为一个CEO，怀揣勇气，面对未知做出抉择并付诸行动，是一种常态。

　　哈佛教授Huntington写了一本《文明的冲突》，中国的赵林教授也回了一本《文明冲突与文化的演进》，书中提到中国的文明强秦雄汉，充满勇气，大丈夫铁马冰河，马革裹尸还，特别是在秦国，《淮南子》提到“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与罗马帝国颇多相似。

　　罗马帝国在我们公司的德国总部附近，败给了日耳曼人。据说是因为日耳曼人更加高大勇武。

　　而中国的文明不知从何时开始，失去了“勇气”而有了“取巧”的内涵，林语堂也曾论吾国与吾民勇毅进取不如西人。

　　不是吗，一“难”一“容易”两个选择放在我们的领导人面前，“逢强智取，避其锋锐，击其惰归”，选择“难”，很有可能被形容为“愚勇可贾”。

　　郎咸平在《谁谋杀了中国经济》中，声泪俱下地痛骂了中国企业家的劣根性，列举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都是拿决定性战役博小概率事件，万一东风没有借到，是拿东吴数万将士的性命开玩笑。

　　Tobeornottobe,是漠然忍受无争、平淡以诗酒养疏慵的人生，还是挺身选择以刀戈成勇武的冒险和艰辛，对CEO来说，究竟哪一种是更高贵的选择？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领导人，不能以千斤拨四两？我以为根源在于缺乏“自律”和“勇气”。

　　亚历山大带领士兵穿越沙漠，每人标准配备一壶水，途中水不够，有将领提议，您是亚历山大，所以您应该可以配备两壶水，亚历山大回答说，我是亚历山大，所以我也只能配备一壶水。同等自律(Equaldiscipline)自此成为西方领导人所要求的素质之一，同等自律是要求有很大的勇气的。

　　德国人教育我，勇气和坚毅的品质，来自于好的身体，二战时隆美尔元帅，初到非洲军团，发现军中士兵发胖，他认为那是缺乏自律和勇气的外在表现，他立刻着手组织俯卧撑运动，从他自己做起。

　　我的前德国上司喜欢长跑，每周三到四次，每次十到十五公里，如此枯燥的事情，算是德国人千斤拨四两的典型案例。我学德国人，也保持规律的长跑，有一次夏天，跑到一半下起了雷雨，那一刹那，我面临两个选择，Tobeornottobe。

　　我的选择让我的邻居们见识了一个人高马大、在雷雨中从容慢跑的“怪叔叔”。但那一次，我训练了如何在逆向中，以自律与勇气收获人所不能的过程。

　　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中国的《孙子兵法》初到日本，日本人奉为天书，后来日本维新，学了不少西方特别是德国人的东西，认为中国人的《孙子兵法》未战而先用诡道，失去了勇气也。

　　上个世纪初，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博士用英文写了一本《武士道》，描述了日本武士的基本价值观来源于中国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一些东西，如义、仁、勇、礼、诚、荣誉、自制等。

　　对于勇，新渡户稻造博士在书中比较了西方的骑士英武精神、孔子的“见义不为，无勇也”及柏拉图的“关于什么时候该怕，什么时候不该怕的知识”对勇的定义。日本的武士，在极端“斯巴达”式训练胆量的同时，也学习了“匹夫之勇”和“大勇”的区别。

　　日本人的东西，似乎是更好地融合了东西方贵“柔”及“尚刚劲”的不同哲学。这对中国CEO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哲学。

　　商业如战争，战争需要卓越的领袖，在与西方这几百年的政治、军事、商业交锋中，我们并不占上风。

　　我不推崇《武士道》，但身怀这一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使命，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需要从文明、哲学、心理、历史、融合的角度去提炼、学习和思考东西方；就像中国足球，老是说要“乱棍打死老师傅”，但总是被老师傅打得没想法，还是学艺不精。

　　郎咸平在《谁谋杀了中国经济》中说，我们的企业家赚钱的心灵不高于一座坟头，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别人为什么那么看你，不了解自己的缺点。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