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过，对于为数不少的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依然是近在眼前而远在天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耳闻目睹，有些也做出了姿态，但在其内心深处社会责任仍旧是他人瓦上霜。果真如此吗？

　　且不谈企业社会责任如何重要，让我们先看看利润崇拜内在的不可行性。相对于个体商人而言，影响企业利润最终形成的因素要多得多：从战略、产品设计、生产，到资金链、供应链、营销，再到客户关系、人力资源等等，几乎与企业相关的所有环节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是不同时期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强弱不同而已。巴林银行的倒闭以及法国兴业银行的巨亏，则让我们看到一些更为极端的例子——个人在企业的行为对企业业绩乃至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企业能否获得持续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因而以结果为导向的利润崇拜最终会给企业带来麻烦，西门子此前曝光的丑闻就是一个例子。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中国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取之有道”依靠的是内在约束。而现在，我们应该看到，外部约束的力量已愈发强大，企业再也不能漠然置之。下面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24万亿美元被管理的资产中，大约有十分之一交给了在社会责任方面评级较高的公司，因为人们相信社会责任强的公司会比其他公司表现得更为出色。

　　这些外部约束力量除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约束外，还有来自其他企业的约束。比如，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选择供应商时，除了产品质量等传统标准外，还要求中国供应商在生产流程和工作环境方面符合标准。2007年12月16日，河南举行了“中国人道屠宰计划启动仪式”。有政府官员表示，我国之所以有必要推动人道屠宰计划，是因为“国外很关注中国肉类质量问题，美国、欧盟等国家通过的人道屠宰法案已经成为限制中国肉类产品出国的壁垒”。不可讳言，西方国家竖起的新贸易壁垒的确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美欧国家肉类进口企业受到来自所在国公众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干涉主义应运而生，企业的某些内部事务因此而遭到“干涉”。这种干涉通常发生在同一条供应链上，是社会力量在企业链条上的传导(见右图)。从图中我们能看到，社会中的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越受公众关注的企业(往往是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所承受的压力也越大。

　　处在约束力顶端的是那些影响力大的企业。公众对它们的要求是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串在其价值链上的诸多企业。随着公众力量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大影响力企业不得不“屈服”，而这些企业态度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众多相关企业。

　　我们可以看看沃尔玛。这个公众形象一度异常丑陋的零售巨头已经制订出一个节能计划，以促进环境保护。对于沃尔玛某个生产冰箱隔热材料的小供应商来说，如果是在以前，这样的计划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现在他不得不去关心，因为冰箱生产商不得不提高产品的节能效果以满足沃尔玛的要求。不仅如此，那家小供应商可能还得考虑如何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这并不是因为沃尔玛有多高的觉悟，而是因为它担心会受到“牵连”。

　　这样的“商业干涉”通常是通过制订涉及企业内部事务的标准的方式进行，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被排斥在供应链之外。因此，尽管迎合“干涉”可能会导致成本上升，拒绝“干涉”所造成的潜在成本更不容忽视，因为后一种成本往往会高于达标所增加的成本。显然，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利润崇拜将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式微。

　　其实，与其被动地接受外部力量的“干涉”，不如改变我们的思维，破除利润崇拜。重新定义企业的成功标准极有必要。多年前，通用汽车公司曾说过，“有利于通用汽车的也有利于美国”。然而，当绝大多数企业都将逐利作为最高目标而且不去关心获利的过程时，企业的利益将会与公众利益相冲突，并最终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衡量企业成败时，我们除了关注通常的财务指标，是否还有必要考察员工的幸福指数、对环境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等其他因素？这些不仅是企业，也是社会公众需要深思的。也许在未来，只有那些在各方面都能协调发展的企业才会被称为当之无愧的成功企业。

　　社会责任并不必定会提高或降低利润。但对企业自身来说，破除利润崇拜不仅不会影响利润的获取，反而会产生促进作用。破除利润崇拜，要求企业从更加系统的角度来思考影响自身发展的各种因素。只有这样，当企业赢利出现问题时，它们才能进行综合的诊断并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和调理。所有这些都需要企业更灵活地运用商业智慧和技巧，比如在降低成本方面不是一味裁员，再比如在处理供应商关系时适度地让利共赢等等。这些并非创新性措施，一些企业其实已经付诸实践。系统发展带来的将是持续的整体竞争力，这样的企业才会是健康的，而健康的企业才能促进社会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