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的确有些中国特色的因素，能够决定新创商业计划的成败。以电子商务为例，在西方国家，电子商务就是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及服务，但很多普通中国消费者更喜欢通过话务中心来下订单，而不是通过网络。汪维纲指出，熟悉中国消费者的企业家凭直觉就能做出判断，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可就十分困难了。但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太快了，风险投资者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本地知识。“如果你离开中国超过三年的话，你会被认为落伍出局了。”他说道。

　　在过去，那些资金雄厚的国外风险投资者遇到不熟悉本地知识情况时，他们会斥重金聘请西方投资者熟识的海外律师、会计行及其他交易专家，而不愿找中国这样新兴市场的当地人。

　　当然，资金雄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硬件建设来弥补部分个人经验方面的不足——参会专家阿历克斯·葛洛夫（Alex Grove）指出。葛洛夫曾在摩根士丹利做“跨阶段”风险投资工作，去年他自己开了家教育咨询公司。

　　“如果我们想投资煤矿，我们会找毕马威或其他能深入企业查账的会计行。我们还会找西方的律师行如年利达（Linklaters）或其他事务所。这些机构整装待命，随时出发……有些基础工作绝对跟得上，”葛洛夫说道，“我估计还有很多小公司，尤其是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公司，也会聘请这些机构提供服务。”

　　嘉丰资本的许嘉荣认为，很多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者，尤其是从事前期投资的，在执行交易的方式上与大型投资银行差别较大。“对于新创企业的前期投资，很多风险投资公司自己工作。他们也会聘用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但也有内部人员做这些工作。相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后者。”

　　事实上，中国市场初级阶段的特性，是投资者愿意加入嘉丰资本的主要原因。“我们拥有一个模式，能和天使投资者相联系，每位天使投资者都有自己的特长，或是已有在华成功投资经验。”他解释道。于是，当企业家向投资人展示项目时，很有可能碰见在该领域有经验的人，这样将有助分析评估新理念或给商业计划挑毛病。银行也希望新创企业能将企业家与具备类似行业经验和兴趣的投资者联系在一起。

　　在不同中学习

　　中美两国的风险投资环境还有其他不同之处。米罗投资公司（Miro Capital Partners）的合伙人兼沃顿商学院创业课程讲师迈克尔·凯尔森（Michael Kelsen）指出，在美国企业家鲜有直接“登门”寻找风险投资并与投资人直接见面，而是会在一开始聘一位律师或其他与投资商有关系的顾问。

　　许嘉荣认为，在中国很多事情都要靠关系。这就是他的那家由多个投资人组成的公司人脉广泛的原因，他们总能通过关系找到寻觅风投的企业家的同事或前任老板。

　　即便像葛洛夫这样的中国通，在中国谋生还要不断学习。他回忆道，他的西方教育背景及流利的汉语曾让他如何受欢迎。但去年自己开办一家协助亚洲人赴美研读MBA课程的公司后，便遇到过不少质疑，尤其是针对他的学历，其中包括那些如今他介绍中国学生入读的学校。因为假文凭太容易造了。“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中国，这让我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事物，让我思维不得不更灵活、更策略、更富创造力。”

　　凯尔森补充说，除了全球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影响反而创造出很好的投资机会之外，“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就不要在意什么宏观经济走势。”

　　当被问及美国风险投资商能从中国的新创企业中学到什么，与会人士指出他们必须对个体进行关注。汪维纲笑着说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你必须一个一个地认识。”商场上也是同样道理，保持开放心态要强于预设项目标准的做法。“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骗，”他说道，“你需要走入人们心中，探问‘你的价值何在’？”

　　“投资的第一课是，绝不要只投资于一个商业模型或商业计划，”徐嘉说，“应该选一个企业家，全身心地支持他。你在中国听到的绝大多数成功故事，背后都有一位能摆脱俗窠、特立独行的企业家。”